【口舌之勇】
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大势所趋。理想的陌生人社会，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滋养，也离不开法治的守卫。
孙勇
前不久，我回湖北老家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，场面挺热闹，也很温馨，但却把我弄得疲惫不堪。
婚宴开始前，我得挨个儿去认识一堆多年不见的远方亲戚，光是将称呼与辈分弄准确就费了不少劲，“叔、伯、舅、表叔、表嫂、表舅、表婶、表舅公、表侄、表外甥、表外甥女”云云，很是考验我的记忆力。当两个面生的小孩在大人的提醒下喊我“表舅公”，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大家族里的辈分又升了一级。
婚宴结束后，在场的近亲、远亲，以及长辈们的好友，照例要来一张大团圆合影。原本是让我来张罗大家聚拢、列队面向镜头，我简单吆喝了一嗓子，让长辈坐在第一排，让其他的人随意见缝插针地排成三排，希望速战速决，照完合影后大家赶紧回家休息。结果，本家的一位叔爷说我不懂事，没有将合影的队伍排列好，他坚持要依据长幼、亲疏、远近等规矩，重新指挥大家排列组合，现场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才完成这个大团圆合影。
别小看合影这件事，若对哪位长辈的座位安排不当，不仅这位长辈心里不悦，旁人也会说闲话。老家就是这个风俗。而这个极度重视血缘、家族与辈分的风俗，正是熟人社会的一个小小投影。
“熟人社会”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提出的概念。他认为，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，或血缘、或地缘、或姻亲，人与人多多少少会有蛛丝马迹的关联，要么沾亲带故，要么非亲即故，因彼此熟悉，就彼此关照，大家可以通过“熟人”织就的网络，沟通关系、打通关节、解困排忧，同时也可以寻找捷径、超越规则、营私舞弊，甚至徇私枉法。
《乡土中国》首次出版于1948年，它研究的是当时的中国。那时，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10%，中国整体上可视为一个“大乡村”，乡土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面貌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形成了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的熟人社会。1949年后，在新政权的领导下，中国迅速推进城镇化进程。到2011年末，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.27%；到2022年末，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.22%。乡土社会日益离中国人远去。
城镇化的动力来自于工商业的发展，它加速了人口的跨地域流动，冲击着农耕文明下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，依赖这种生活方式而建立的熟人社会由此嬗变，陌生人社会开始向我们走来。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，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，是中国三千年以来的大变化，这个变化最精彩、最高潮的部分，就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。
在今天的中国，“背井离乡”对于人们而言，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；“直把他乡当故乡”不再是纸上的抒情诗，而是很多人的生活日常。我本人，在30多年的时间里，就从湖北老家的乡村出发，先走向一个三线城市，再走向一个二线城市，直到今天在深圳工作、安家，变成一个深圳人。每当中秋之夜遥望明月，在我心头升起的，固然有对故乡的思念，但更多的是对自己有幸生活在深圳这座城市的自在感与幸福感。
在深圳，我是两千万市民中的普通一员，对于99.99%的深圳人，我是陌生的。不仅如此，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里，90%以上的业主，我都不认识。同一层楼的左邻右舍，好不容易认识了，某天他们卖掉房子走人，房子的新主人与我重新彼此陌生起来。在深圳，我不断遇见陌生人，也被他们陌生着。我已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陌生人社会里。
陌生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，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彼此陌生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要么冷漠，要么温淡，要么是基于契约的合作；有分寸，知进退，尊重隐私，适可而止。在陌生人社会，没有熟人社会里那种血缘关系、亲戚关系所带来的天然信任感，因此在起始阶段，人们彼此之间交往起来不太容易，但如果克服了最初的沟通障碍，通过机缘或契约建立起交往纽带，他们的关系也会健康而持久，在这里，也能找到真正的友谊与爱情。反观熟人社会，其中的人情与关照固然可贵，但也容易形成繁琐的礼节、越界的关心、过度的应酬与人情负担，生于上世纪70年代、同时体验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我，对此体会尤深。相信心有戚戚焉的人不在少数。
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大势所趋。理想的陌生人社会，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滋养，也离不开法治的守卫。要构建、享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陌生人社会，有赖于我们共同努力。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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